越共政治局及四驾马车的人员结构凸显出越共南方派系的失败。阮春福、武文赏等南方派系的中流砥柱被迫辞职足以证明此一特点。越共政坛观察人士认为，阮富仲选人的标准是“北方人有理论”，进一步证实了阮富仲对越共南方派系的不信任。
近期针对反腐案件，越南最高法院刚刚判处张美兰死刑，BBC越南语援引记者大卫·布朗的观点称：“万盛发案的审判是为了重申共产党对南方自由经商方式的控制权。阮富仲及其党内盟友正试图重新控制西贡，或者说是防止其失控。自2016年越共几乎无法阻止具有华人黑恶势力的西贡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南方自由开放商业是历史传统，已存在了数百年，其中华商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东南亚经济体的典型特征，例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巴黎学者张仁俊认为，华裔伤人充满活力，他们自由经商是否违反了越南法律，或者超出了越共的控制？是否曾经有过西贡“脱离”越共的控制，导致阮富仲要重新获得控制？
西贡的经济对越共国家预算的贡献比例达到80%，其中越裔华商的贡献非常显着。阮富仲被认为与北京关系非常好，甚至是亲中派的越共头目。在万盛发案审判之前，国际分析人士表示张美兰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使河内领导层极为尴尬，这也是本案历经20多年才起诉、审理的原因。
2022年9月底，在逮捕张美兰之前，阮富仲在专人陪同下视察了胡志明市常委，不到两周后，张美兰即被抓获。据知情人士透露，阮功溪被捕也是因为越共北方政治势力想要控制正在崛起的南方派势力。日本《日经亚洲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南方，如何粉碎阮富仲的希望》的分析评论，越南战争已结束40年，但最近共产党内的领导权斗争表明南北分歧仍然是越南政治的一个主要矛盾，且越共政治的幕后推手是中国，而且影响力巨大
自由亚洲电台申明，中国一直在寻找方法干预越南南北两个地区。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在越南战争的最后阶段，即1975年4月，中国提出了一项“军事”干预计划，中国解放军部署两个空降师，阻止北越军队进入西贡，这是很少有人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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